2020年2月24日，农历大年三十，在江西一家口罩生产公司的接待室里，朱亚君和四五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，正焦虑地等待着排单信息出来。

朱亚君是广州某医药公司CEO。此前的一天，武汉因新冠病毒疫情宣布封城，国内口罩市场告急，不少医院在网络上发起公开募捐，朱亚君也开始帮一些地方政府采购口罩。

“当时我们还挺兴奋，因为出货量能有一千万只，”朱亚君说，但是排单采购的企业太多，三天后，这家口罩企业被当地政府接管，最后分配给几家企业的发货量只有5%，“还不够一家大型连锁药店的备货。”

此后数日，在国内搜寻口罩日渐艰难，包括朱亚君在内的一些企业和个人，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。同时随着疫情蔓延，一些大型企业和海外华侨也开始行动，在全世界帮助中国医院寻找口罩。

如果把抗击疫情比作一场战争，冲在前线的几十万医护人员就是战士，而无数在全世界寻找口罩和防护服的企业和个人，则组成了庞大的“后勤保障队”。

非常时期，每一次交易都变得艰难。面对价格飞涨、临时毁约，甚至“无间道”抢购等突发情况，财政部专门发文要求各地简化采购程序，建立采购“绿色通道”。在专家看来，此举有望逐步理顺海外采购工作，有效帮助国内医护物资供应。

全球华人都在找口罩

“如果我还在医院工作，也会申请去一线的。”朱亚君说。

做企业之前，朱亚君也是一名医生，如今告别医护一线，但能为过去的战友们寻找物资，这让他觉得自己仍是职业共同体的一员，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”。

从2月初开始，朱亚君和同事们在全球寻找口罩，帮一些缺乏资源和经验的地方政府度过难关。平时，一包10只装的普通医用口罩，零售价大约2—3元钱，但半个月后的今天，国外的口罩价格，已涨到每只3-4元，价格翻了10-20倍。

2月14日，朱亚君通过一家贸易公司，从中东购进一批口罩，共计1000万只。这批货从中东的进货价是2.5元一只，但拿给他的价格又涨了1元，即3.5元一只。当晚，货物还在运输途中，对方来电说，又被分走了一部分，留给他的只有五六百万只。

湖南省卫健委一位人士原计划采购一批口罩，分发给本省的失独群体，他发动许多在国外的亲友，从欧盟、俄罗斯和加拿大找货，但是“想尽了办法”也未能如愿，只能向大家表示歉意，“好在特殊时期，大家也都能理解。”

这位人士告诉界面新闻，抗疫期间，许多企业不计成本，加入到海外采购物资的大军中。湖南三一集团在欧盟和俄罗斯大量“扫货”，直接动用飞机到发货地将物资运回黄花机场，再分发到武汉和湖南各地。

不久前，由阿联酋迪拜起飞的三一集团公务机，飞行7个多小时后到达长沙黄花机场，该公务机上没有一名乘客，满载的是4.2万套杜邦医用防护服。

海外华侨也在鼎力相助。这位人士联系了加大籍华裔、如今已是加拿大议员的谭耕，对方连续十多天在当地组织募捐，采购物资再寄送到国内。加拿大籍华人企业家褚远征也发动企业家力量，捐赠大量口罩和其他物资。

这位人士的一个朋友，春节期间正好在阿根廷旅行，获知国内爆发疫情，假期变成了采购之旅，“连续十多天没休息，每到一个地方就搜寻口罩。”这趟下来，共计购买到8000多只口罩，最后全部捐给了国内抗疫一线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从海外购买到口罩。

成都市民汪女士1月19日去柬埔寨与家人共度春节，当天从机场过关一切正常，也没见人带口罩，但第二天新闻爆出存在“人传人”，她发现朋友圈许多人四处买口罩。1月23日，她委托一位从国内到柬埔寨的朋友，带了一盒口罩供家人用。此时，柬埔寨的一次性医用口罩，已经被炒到了20美金一盒，平时不到4美金。

看到国内形势严峻，汪女士也想购买一些口罩捐赠和送朋友。她通过私人关系，先后联系了泰国、卡塔尔、土耳其、德国等地的朋友，对方都告诉她，早就断货了。一位卡塔尔的朋友对她说，“即使有货也不知道怎么弄回国，因为航班停了。”

后来，汪女士联系到一位韩国的朋友，对方的丈夫与一家口罩企业的老总相熟，答应卖给她3000只口罩。她赶紧将钱打过去，但几天后对方回复，韩国临时实施管制措施，禁止个人采购大批量口罩，“被砍单了（砍单，即海外购物时，下单后订单突然被取消）。”

27万只口罩遭遇“无间道”

即使顺利找到货，要购买成功并运输回国，中间仍存在诸多变数。

口罩价格的波动，在中国尚有约束，但此次疫情成为全球事件，国外供货商“坐地起价”已是常态。

有一次，朱亚君联系到一批口罩，出货价3元钱一只，但正在准备打款的一个小时内，对方突然加价。由于是帮助政府采购，朱亚君又需要重新协调各方意见，“心力交瘁”。

更糟糕的事，货款打过去，约定了发货和到港时间，但等到他们去取货时，发现什么也没有，“这种放鸽子的情况也不少。”

成都某公司CEO彭帅从疫情大面积爆发开始，就协调各方资源，在美国、欧洲、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搜寻口罩。他说，遇到关系好的供货方，在报价后会甩一句，“给你60分钟的时间考虑”。这60分钟后，可能又是另一个价格了。

1月29日，彭帅和几个朋友在印尼雅加达找到一批货，支付货款后，约定对方1月31号发货，直接走国际物流。印尼许多口罩企业的原料都来自中国，而此时中国根本没有口罩原料出口，能找到这批现货，令彭帅颇为兴奋。

但就在他们订货后不久，厂家突然联系他的朋友，问是不是委托人来现场提货。对方称，提货的人拿出了提货单，上面的信息都非常准确。他的朋友大吃一惊，告诉对方没有委托任何人来提货，让其断然拒绝。

这位以彭帅和他朋友名义去提货的人是谁？他又是从何处获知采购信息的？这让彭帅非常惊讶。

不仅如此，这样冒领的情况还发生了第二次。大家觉得事情不妙，担心运输途中出现意外，于是一再叮嘱厂家，先不发货，等他们的人亲自过去提货。为了防范不必要的风险，后面的沟通，他们都只打电话不发文字。

这期间，有人开出了两三倍的价格要拿这批货，口罩厂老板也动摇了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找在雅加达有名望的朋友出面沟通，才镇住这家口罩厂老板。

1月31日晚，彭帅的一位朋友从新加坡亲自飞到雅加达，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往厂家赶，但雅加达太堵了，他只能换乘摩托车。276000只口罩，1358公斤，一共装了138箱。他们都非专业外贸人士，如何装卸、托运、存放、办什么手续，都需要自己搞定。

庆幸的是，紧急关头各方都在协力支持，一个在华润集团工作的朋友，帮忙协调了可靠的物流渠道。

他们亲自盯着口罩出库，装车，清点数目，然后小心翼翼“押送”到机场。当时，已经没有雅加达直飞北京的航班，只能先飞到新加坡，再转机到北京。

但他们在北京清点数量时，发现只有80箱，赶紧联系航空公司，原来是飞机舱位问题，第二天剩下了58箱也被寄送过来，大家虚惊一场。

海外采购机制将逐步理顺

除了物资紧缺，价格变动，钱出不去也是个问题。

海外采购交易的对象，一般是海外企业，多数需以美金结算，此前中国对资本外流管制严厉，尤其是个人每年购买外汇有严格限额。在次轮海外采购过程中，给结算带来不少麻烦。

“你要通过这样那样的审批才能购汇，但货不等人，可能早就没有了。”彭帅说。最近，他帮几家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海外采购医疗物资，最终都卡在了钱无法出去上，“钱要是可以自己飞就好了。”他感叹。

四川某公司负责采购的人士刘璐告诉界面新闻，外汇管制政策让许多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，只能寻求具有海外结算渠道的大企业帮助。甚至四川某市为采购大量医药物资，也只能委托日本企业伊藤洋华堂代为结算。

刘璐所在的公司在海外拥有分公司，结算相对便利。从春节前，她所在的公司就接到大量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的求助，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采购的工作队伍，负责正在全球搜寻口罩和防护服。

“非常时期，对规则的僵化遵守，会耽误很多很多事情。”彭帅说。这次协助地方政府采购物资期间，有好几次钱已付出，但迟了几分钟，货就被人拿走了。

前几天，彭帅的一个朋友一边在韩国工厂里督守，一边与国内某地方政府对接，“那边十万火急，而这边要一步一步走流程，结果流程没有走到1/3，货就没有了。”

“如果我们还是按照甲方的采购心态，可能会贻误战机。”彭帅说，海外采购没有发票，找人代付，都存在风险，“但问题是，我们是优先考虑规避风险，还是优先考虑解决问题？快速解决问题肯定要承受风险。”

刘璐也遇也有类似遭遇。不久前，她帮助某地找资源，发现一批口罩后赶紧联系该地方政府对接人员，对方询问有无发票与合同等事项后，第二天才给她拿出一个方案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政府采购专家刘丛虎向界面新闻分析，从2003年开始，中国政府实行“集中采购”制度，每个单位超过一定金额的物资，必须交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，且采购人员需要对审计负责。一些地方政府的部门，既没有海外采购的渠道，也没有海外采购经验。

刘丛虎说，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的规定，海外采购即进口，在非紧急情况下，首先需要进行进口审批，其次再论证所进口物资确为国内无法满足，达到这两个条件后，才能启动采购程序。

他说，每次应邀去给政府讲课，都要提醒树立采购风险意识，长期以来，采购人员逐渐养成了谨慎的习惯。加之渠道和经验的缺乏，在应对疫情初期物资采购方面难免被动，“这也是能理解的”。为此，他还专门撰写了一份内参递交给有关部门。

界面新闻注意到，1月26日，财政部下发《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，应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，建立采购‘绿色通道’，可不执行《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，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。”

刘丛虎说，要改变政府人员对待采购工作的“惯性”，可能还需要时间；但这份“通知”相当于“尚方宝剑”，会免除政府人员在采购工作中的诸多顾虑，未来海外采购工作应该会逐步理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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